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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瑜
1963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毕业于苏州医学院，现任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肺移植中心副主任，无锡人民医院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主刀完成全球首例新冠肺炎终末期患者的双肺移植手术，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在他的带领下，无锡人民医院江苏省肺移植中心成为世界三大肺移植中心之一。（摄影/中国网 杨佳）
2002年9月28日，于陈静瑜和马年青而言都是值得纪念、能称得上是“人生里程碑”的一天。这天，陈静瑜主刀为马年青施行肺移植手术治疗肺气肿，这是国内第一例，也是陈静瑜第一次主刀肺移植手术。幸运的是，马年青的手术非常成功。
从2002年到2022年，20年间，陈静瑜一切从零做起组建团队，不断完善技术，如今平均3天就要做1台肺移植手术，专注于用肺移植技术挽救患者的生命。总共超过1500台的肺移植手术量，让陈静瑜所在的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跻身全球三大肺移植中心，也让他站在国内肺移植领域的顶点，成为中国肺移植的“头把刀”。
一个器官的延续
1985年，陈静瑜从苏州医学院本科毕业，进入无锡胸科医院从事胸外科临床工作。在这里，陈静瑜看到了太多深受呼吸系统疾病困扰的患者。当一个患者的肺出现严重病变，就会像鱼离开了水。肺部纤维化、肺动脉高压等都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呼吸本是生命基础、人类本能，但于肺病终末期的患者而言，一呼一吸都是莫大的困难，时常会有濒死感。从一开始因为缺氧而运动无力，到后期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当疾病走到末期，肺移植就成了必然。但在当时，肺移植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难题。
陈静瑜开始广泛地搜寻肺移植相关资料。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肺移植手术是在1963年，美国的詹姆斯博士为患者主刀，但术后18天患者便死于肾功能衰竭。直到1983年，加拿大多伦多总医院库珀教授为患者施行右肺移植，该病人术后存活大约7年，才被称为世界范围内第一例成功的肺移植。20年的相对停滞，足见探索初期之艰难。对于在胸外科做临床工作的陈静瑜来说，肺移植是一个向往又遥远的目标，“中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时期，1978年，北京结核病研究所辛育龄教授为肺结核患者施行左肺移植，成为我国肺移植手术的开端，但患者只存活不到十日。1995年北京安贞医院陈玉平教授主刀的左单肺移植，病人长期存活，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肺移植的成功。但从1978年到1998年，中国尝试的20例肺移植手术中，只有2例存活，之后就干脆停了手术，只有动物实验。成功案例背后，是普通公众从未了解过的失败和死亡。”
作为一名肺科医生，面对患者呼吸衰竭而死时的无奈变成了激励陈静瑜攻坚克难的动力，2001年，陈静瑜在坚持给多伦多总医院肺移植中心负责人夏夫·卡夏夫基教授写了半年多的邮件之后，终于有了进修的机会。39岁的他单枪匹马来到加拿大学习肺移植技术。当时的他没有参加手术的机会，只能在观察室里用手跟着夏夫教授的手模拟手术，熟悉到“教授一个动作做完，我已经想到下一步该怎么走”的程度。在大半年的进修时间里，几千张经验照片和文字资料被陈静瑜按照手术、麻醉、ICU、术后等分类整理，成为回国组建肺移植团队的珍贵资料。
2002年4月，陈静瑜回国，在成功进行了5个月的动物实验之后，他知道，是时候为患者进行手术了。对陈静瑜来说，相较于技术难度，说服患者同意接受肺移植治疗更难：“在这之前，中国肺移植的死亡率高达90%，虽然我是从国外进修回来，患者一时还是不能完全信任我，会觉得是不是在拿他们做试验。” 在找到陈静瑜时，马年青已经由于“毁损肺”伴感染而生活无法自理，完全靠吸氧维持生命，但他对于肺移植手术的提议还是非常犹豫，陈静瑜则直接拿出了自己在加拿大给动物做实验的照片，耐心地给他分析自己的操作过程。最终，对自由呼吸的渴望战胜了马年青的恐惧，陈静瑜也非常感动于他的勇气：“他当时说了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就算真是做了试验，我也算为医学出了力。这种质朴的想法最是打动人。”
幸运的是，这台关系着马年青生命和陈静瑜职业生涯的手术顺利完成。术后，陈静瑜在医院守了马年青10来天，情况稳定之后他才放心。之后，马年青存活了9年，他还在陈静瑜的鼓励下连续参加了3届国内移植运动会，生活质量远高于前。第一例肺移植的成功给了陈静瑜和团队莫大的鼓励，对他而言，肺移植的意义在自己的手术刀下变得更加深刻而具体：“肺移植并不仅仅和一个器官有关，它左右连着两条生命，而我要用一个器官的延续拯救患者的生命。”
中国有了器官转运“绿色通道”
成功的开局没有延续太久，当时预防感染和治疗术后排异的技术都不成熟，就算加上陈静瑜所在的无锡，全国肺移植的死亡率依然在80%以上。为了能继续手术，陈静瑜承受了来自各界的压力。家属投诉、院方顾虑、自己和团队面对患者死亡时的无奈接踵而至，但陈静瑜没有妥协：“我是一个很倔强的人，想做的事，就算头破血流也要坚持做成。”他开始把更多的关注放在避免感染和减少排异上，“我们外科医生常说，可以有1例死亡，但不能有重复的死亡。我们不断地在失败和痛苦里进步，最开始10个里面只能活1个，后来就能活5个、7个、8个。”
陈静瑜的名声随着他主刀肺移植的成功率一起升高，全国各地的患者开始涌入无锡求医，病房住不下，就在医院附近租房子等待肺源。但匹配上合适的肺源只是肺移植成功的第一道关。肺源从自供体身上取出到移植入受体被受体血流灌注，中间维持肺源“新鲜”的冷缺血时间一般为12小时，除去手术本身需要的四五个小时，留给路上转运的时间至多只剩7小时，每次移植手术都是一场堵上生命同时间的赛跑。
器官转运的路上，不免会有意外发生。一次，一颗供肺要从广西运回，但因为取肺时间延长，陈静瑜的取肺团队赶到机场时，距航班起飞只剩下15分钟，被航空公司拒绝登机，最终在延误了约一个半小时后改签其他航空公司班机才成行，过程非常惊险。以至于有段时间，陈静瑜最怕听到偏远地区有合适供体的消息：“作为一名医生，肺移植的战场不只在手术台上，器官在飞行过程中，患者就已经开始切除病肺了，我只是这场生死接力的最后一棒。合适的供体不可多得，但是一查到航班不行、时间不够，也只能忍痛‘浪费’掉。虽然也有包机转运的可能，但这需要患者有很好的经济条件，想广泛实施并不现实。要和时间‘抢生命’，一条器官转运的‘绿色通道’是必然。”
从2012年开始，陈静瑜在各种可以发声的场合呼吁建立起转运器官的“绿色通道”，并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在2015年提交了建立绿色通道的建议，还通过自己的微博直播了一场肺移植手术，从取肺转运到手术全程公开，引起了全网对建立绿色通道的讨论。以此为契机，2016年5月6日，民航局、卫计委等6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专用绿色通道的通知》，自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机制，被誉为“和平年代的驼峰航线”。关于绿色通道的机制应该如何运转，陈静瑜用之前广西的案例打了比方：“从广西出发，在机场医护人员不用排队直接走安检绿色通道，有器官转移任务的飞机可以优先起飞。到达地面后，专门的转运车送到高铁站，搭乘最快的一趟列车到达无锡，整个衔接过程是一个完整的链条。”
随着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开通，因脑死亡爱心捐献可利用的供肺越来越多，陈静瑜也越来越忙：“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在北京做了3台肺移植手术。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利用会议间隙主持了1台高难度的双肺移植手术。别问我明天有没有移植手术，我也不知道，但随时有可能，只要有供肺，我就能手术。我也要求我的团队成员24小时待命，只要有合适的心脑死亡者捐献，立刻奔赴全国各地获取肺源，拯救生命，握紧生命接力的最后一棒。”
2020年4月24日，陈静瑜团队与武汉协和医院肺移植团队合作开展新冠肺炎晚期患者的肺移植手术，术后，大家合影留念。从在江苏施行的首例新冠肺炎患者肺移植手术，到5月初陈静瑜（右2）一行撤离武汉，2个月的时间里，他共为4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做了肺移植手术。
“既要0死亡，又要0感染”
2020年2月29日18点20分，G1821列车停靠在无锡东站，陈静瑜团队负责取肺的医生带着一位脑死亡供体患者捐赠的肺准时到站，通过绿色通道，原本30分钟左右的出站流程在3分钟内顺利完成，供肺被顺利运到无锡市传染病医院，等待它的受体是一位58岁的新冠肺炎感染患者。陈静瑜带领的团队已经在负压手术室内等待，他们戴着四五公斤重的面罩，身着三层隔离防护服，佩戴3层手套，准备进行全球首例新冠肺炎终末期患者的双肺移植手术。
这位来自连云港的患者在28日下午就医时，肺部的纤维化就已经处于不可逆的状态，一侧肺出血严重，已经失去体内一半的血，因缺血过多而休克，“如果不做肺移植，当天晚上可能都过不去”。拿到这个病例，陈静瑜向江苏省卫健委解释了肺移植的必要性：“晚上靠输血稳住血压，只要有合适的肺源，我有50%~60%的把握救活他。当时整个江苏有600多例新冠肺炎患者，装上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只有3个，危重病人少，医疗器械也足够，从医疗资源来讲是可以承担这个手术的，我想奋力一搏。”
新冠肺炎具有极高的传染性，施行肺移植手术对患者和医疗团队都存在风险。连云港没有具备肺移植条件的医院，陈静瑜当机立断，在患者转院来到无锡的过程中，把无锡市人民医院的肺移植手术室整个搬到了无锡市传染病医院。陈静瑜要求所有医护人员都进行三级防护：“医护人员的恐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反复用鼻拭子、咽拭子测了核酸。没下手术刀之前，谁也不知道病肺的切除过程中会不会接触到病毒，但我必须先给出态度稳定军心，提出了‘既要0死亡，又要0感染’的目标。在患者的病肺里面，我们接触到了活的病毒，不害怕吗？肯定是怕的，但我们没有丝毫犹豫继续把手术完成，尽最大的可能去拯救患者的生命。”
6个多小时的时间比以往的肺移植手术时间长了不少，因为三级防护的包裹，医护人员双手的灵敏度有所降低，给肺门血管的精细吻合增加了不少难度；为了防止感染，所有人都戴上了带有正压送风系统的头套，头套打开后送风的声音会影响听力，是对大家技术、体力和团队默契程度的多重考验。为了避免手术中出现意外，陈静瑜组织团队将对新冠肺炎患者的肺移植手术从头到尾操练了两次：“手术整个过程都应该无缝隙对接，因此我们模拟了病人搬运过程，从进手术室开始如何插管，如何摆体位，切口怎么做，所有细节我们全部要提前把好关。”
鏖战过后，陈静瑜走出手术室时已经被汗湿透了全身，但在整个团队的坚持和努力下，全球首例新冠肺炎终末期患者的双肺移植手术顺利完成。10天之后，陈静瑜又成功完成了73岁的全球最高龄新冠肺炎晚期肺纤维化患者双肺移植手术。在自己的微博里，陈静瑜将2月29日这一天称为“值得纪念的日子”。同年3月，陈静瑜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发出了一份《关于组建国家级肺移植团队进行新冠肺炎肺移植的建议》，建议组织国家肺移植团队赴武汉全力救治晚期患者。4月18日，陈静瑜的建议被采纳，国务院新冠肺炎联防联控医疗救治组决定成立肺移植专家组，陈静瑜被任命为组长。从在江苏施行的首例肺移植，到5月初陈静瑜一行撤离武汉，2个月的时间里，他共做了4台手术，4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生命因肺移植得以延续。
作为一名胸科医生，陈静瑜对烟可以用“深恶痛绝”四个字来形容，他希望大家以“防”为主，从戒烟开始避免肺病的产生。
为了更多患者的自由呼吸
作为一名胸科医生，陈静瑜对烟可以用“深恶痛绝”四个字来形容。在他的微博和朋友圈中，时常可以看到灰色甚至黑色的病肺图片，这是抽烟导致肺气肿患者的病肺，在他看来，只有看到这些有些“血淋淋”的器官，才能真正刺激人们正视烟草的危害：“我比任何人都知道一个健康的肺对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烟这个东西实在害人。病肺图片、视频的震慑作用高于我做100台肺移植，以‘防’为主的效果才是我想要的。”
除了在社交媒体上带着警告性质的科普，陈静瑜还主动走出诊室，将一对一模式的专家门诊变成了“门诊集中谈话”。陈静瑜总结多年的门诊经验，发现挂专家号的患者有80%以上的问题都是重复的，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重复中，他把椅子搬到了候诊大厅，用问答的方式将同样的问题集中解答，所有的患者都可以一起听，这种类似座谈会一样的门诊大大方便了患者，也为陈静瑜想要改变国人对肺移植认识的想法提供了路径：“在国外，只要符合手术指征，患者会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选择肺移植，但在国内，大家不了解肺移植，只是把它当作‘最后一搏’，往往在濒死时刻才会考虑。但在这时，可能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待肺源，而且身体各脏器的衰弱也会影响肺移植的效果，我希望能一点一点，改变患者和家属的这种想法。”
为了能让更多的患者免受呼吸衰竭之苦，陈静瑜有个“国内每个省份都有可以做肺移植的医院”的愿望。他和团队先后到北京、广州、南京、杭州、武汉、吉林等多个省市三甲医院，帮助开展肺移植手术和教学。2020年全国肺移植手术数量约500台，其中，陈静瑜主刀的有256例。背负着全国一半患者的生存希望，陈静瑜忙得仿佛“空中飞人”，一年要飞一百多次，最多的一天，他在20个小时之内做了5台双肺移植手术。
为了更多患者的自由呼吸，陈静瑜把实现中国肺移植普及的重担放在自己的心里，也身体力行地努力着：“我曾在2007年给一个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的16岁女孩施行双肺移植，她术后清醒时叫了我一声爸爸，从此，我就成了她的干爸爸。出院一年后她拿到了深海潜水证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愿望’，之后出国留学，拿着奖学金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2017年我受邀参加她儿子的百日宴，孩子的名字取为‘戚骥’，也是在说着妈妈肺移植的奇迹。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在即将走到尽头时因肺移植出现转折进而开出这样美丽的花。每当我将供肺植入患者的胸腔，血管联通肺逐渐从粉红变成红色时，那种迸发而出的蓬勃的生命力是我这个职业存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