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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先生对朱熹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他将朱熹与孔子两位圣贤并驾，可见朱熹对中国历史影响之大，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这是为什么呢？

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将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确立为《四书》，并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四书集注》长期被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

尤其是他强化了“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也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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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建立了完毕的教育体系。朱熹除了是著名的理学家，还是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还创建了多个著名的书院，其中就包括岳麓书院。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为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学生汇集他的训导概括归纳出来的，共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朱子读书法是我国古代最系统的读书法，集古代读书法之大成，值得我们后人认真研究和参考。

关于小学和大学的教育，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

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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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是他著名的理学思想体系了。在讲解他的理学思想之前，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朱熹。

朱熹于公元1130年，出生在宋朝南剑州尤溪，也就是在今天的福建省尤溪县。朱熹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二程”，也就程颢和程颐，他们两兄弟开创了新儒家的理学思想，而直到100多年后的朱熹将理学的思想体系推向顶峰，朱熹也与“二程”合称为：“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都很大，他的理学思想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他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被人尊称为朱子，他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人。

朱熹或称为朱子也是一位多产的思想家。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比西方另一位高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还多出好几倍。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等等。新儒家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最重要的课本，朱熹将它们编在一起，合称“四书”，而且还为它们作注，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据说，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修改他作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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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思想方面，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形成了他的思想体系核心：“理”或称“道”、“太极”。

朱熹的理学思想中的“理”有几个方面的思想内涵。

首先，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属于世间万物的本原，是属于宇宙的第一范畴，类似于道家的“道”。在理之后是气，气是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气是世间万物所构成的质料。朱熹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总之，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其次，理是事物的规律。他认为一切物都有其自己特殊的性，即有理。可以理解为，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和真理。新儒家用“极”这个字表示事物最高的理想的原型。至于宇宙，也应该有一个终极的理。朱熹称之为“太极”。朱熹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第三，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第四，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也非常认同，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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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理”在人未形成之前就浑然于天空，人一旦形成之后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按朱熹理论，就完全解决了性善性恶之争的老问题。朱熹说：论性，要须先识得性是个什么样物事。朱熹赞同程颐的“性即理也”的说法，理当然不会是恶的，所以人性也不是恶的。但是陆九渊王阳明则认为心即性，到底是“理即性”还是“心即性”，这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派争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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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理与气的关系、理与道德伦理、理与事物规律、以及理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分别阐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显然朱熹把程朱理学中的“理”说的更加清晰，并且他将“理”和“气”的关系也进行了明确，也就是“理在气先”。同时，他认为我们的世界只是有“理”，那就只能有“形而上”的世界。所以，在我们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必须有“气”，并在气上面加上“理”的模式才有可能。

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朱熹是说出了张载可能要说而没有说的话。任何个体事物都是气之凝聚，但是它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它同时还是某类事物的一个个体事物。既然如此，它就不只是气之凝聚，而且是依照整个此类事物之理而进行的凝聚。为什么只要有气的凝聚，理也必然便在其中，就是这个缘故。

照朱熹的说法，有一个个体事物，便有某理在其中，理使此物成为此物，构成此物之性。一个人，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具体世界中具体的特殊的产物。因此我们所说的人性，也就不过是各个人所禀受的人之理。一个人，为了获得具体的存在，必须体现气。理，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气，使人各不相同。

在汉朝儒家获得了统治地位，主要原因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朱熹就是这两方面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渊博的学识，使其成为著名学者；他精深的思想，使其成为第一流哲学家。此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