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初盛唐时文人干谒之风盛行,干谒诗应运而生。初盛唐文人士子干谒或为求取功名,或为授官调迁,亦或为出入幕府,干谒心态各有不同,干谒诗则折射出了士人的复杂心态。
究其根本,初盛唐干谒之风盛行主要与唐朝重视荐官的选官制度、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以及荐贤为公的社会观念密切相关,对唐代诗歌影响颇深。
关键词:初盛唐,干谒之风,干谒诗
“干谒”在《辞海》中被解释为“求请,有所干求而请”,意为达目的请求地位高的人,其产生之初就是一种求人举荐的行为方式。
文人干谒这一行为早已有之,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且与“士”这一阶层的兴起及其相关政治活动有关,在唐代达到了空前鼎盛。
有鉴于此,“干谒”即为古代文人为寻求入仕途径向地位显贵呈送书信、进献诗文,以期求得援引、擢拔的行为,可视为一种自荐求职行为。而“干谒诗”则为一种文学样式,是一种具有明确明确援引的诗歌类型。
有唐一代,尤其是初盛唐时期,文人干谒行为蔚然成风,可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对文人士子的仕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亦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笔者粗略统计,初盛唐干谒诗高达120首,涉及20多位诗人,其中李白、杜甫、高适等人贡献颇多。
唐代士人应试之前,大都会将自己的代表性诗文写成卷轴,投献给朝中显贵求取赏识,为科考铺路,这一行为称为“行卷”,行卷所作之诗即为干谒诗。
干谒这一行为本就具有功利性,干谒诗则最能直接反映文人士子的干谒目的和干谒心态。根据干谒目的的不同,初盛唐干谒诗可分为四类,即求取科举入仕、荐举入仕、授官调迁以及入幕出幕。
唐时科举制度为主要的入仕方式,初盛唐诗人干谒成风与此密不可分。唐朝科举竞争激烈,文人干谒不仅能获得考试资格,还会影响及第,因此大量文人奔走干谒,四处拜谒各地州县府官员,初唐四杰皆进行过此类干谒活动,孟浩然在多次落第后写下了不少干谒诗,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除了科举入仕,亦可以直接经过荐举入仕,乃一大理想捷径。不过,荐举入仕者大都是当时颇有名望之人,李白便是荐举入仕的代表性诗人。
李白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四处干谒,一生都在干谒的路上,创作了大量的干谒诗,如《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赠临铭县令皓弟》《赠升州王使君忠臣》等。
大多数文人进士及第后并不能立即授予官职,但众多文人的终极目的为做官,因而此前干谒活动只是漫长干谒活动的开始。不过此时的干谒对象不再是州县官员,而是朝中掌权大权在握者,亦或是有实权的吏部官员。
此外,唐代的官员任期虽大都为三年,但任期满后得不到调迁的情况最为常见,因而因而产生了大量的与调迁相关的干谒诗。
例如杜甫在天宝十一载应试后未授官,为早日授官,杜甫干谒鲜于,作《《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此后杜甫曾多次作干谒诗表达逐渐做官的愿望。再如岑参曾作《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年经磋跄四十强,自怜白头始为郎”一诗请求调迁擢升。
受初盛唐时代风气影响,文人皆对功名利禄有着强烈的渴求,大多数初盛唐文人在历经科举落第、授官调迁无望后,依旧渴望建功立业,因而其只能寻求其他入仕途径,幕府便成为了文人最后的功名之地,正如岑参所言:“功名只向马上取,安能终日守笔墨”。
有唐一代的文人几乎都有过入幕经历,只不过唐朝前期入幕的机会较少,因而文人只得提前干谒,向幕府主人亦或是同僚献诗,只为求得一丝入仕机会。
如李白被赐金放还后,曾于天宝十三载作《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向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请求入幕;而高适在进入哥舒翰幕府之后,曾先后作《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陪窦侍御泛灵云池》,强烈表达了请求援引出幕的愿望。
干谒作为初盛唐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文人的仕途息息相关,虽皆是求人举荐来入仕,具有极强的世俗功利性,但文人干谒时的心态各不相同,狂放不羁则为初盛唐文人最显著的干谒心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李白,“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正是其狂放不羁的最佳表现。
初盛唐时期干谒乃一时代潮流,一度被视为“至公之道”,文人士子皆以其为一大入仕途径。究其根本,这一风气的形成深受唐朝选官制度、时代精神与社会观念的影响。
事实上,作为一种以求取仕途为终极导向的行为方式,干谒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选官制度。在唐朝官吏选拔中,主要以荐举选官制与入幕仕进为主,而初盛唐时期则以荐选官制为主导。
唐朝初期,急需收揽人才,通过荐举入仕的文人不在少数。对于自信潇洒、入仕心切的唐代文人而言,不用经过考试直接入仕乃绝佳途径,因此大部分文人干谒诗都标注求荐,李白叛逆自负,科举入仕并不适合他,因此他选择了荐举求仕,并成为了初盛唐最为成功的荐举文人代表。
当然,重视荐举的选官制度只是给予了文人干谒机会,干谒的真正风行还需要众多文人的践行来推动。初盛唐时国力强盛,形成了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文人大都以建功立业为荣,因而干谒求仕便成为了他们一生的追求。自信不羁的文人对于仕途满怀迁期望,不甘居于低位,为求升迁不惜多番干谒,致使干谒成风。
虽然干谒之风盛行深受唐朝选官制度与时代精神影响,但也离不开唐朝社会荐贤为公的社会观念。干谒有“求拜”之意,早在汉魏时期,干谒被视为一种并不光彩的行为,这也是唐代之前干谒未成风气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干谒与荐举二者密不可分,初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包容、开放,尤其是武则天参政之后,荐贤为公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进而文人干谒不再被视为一种屈辱行为,极大的激发了初盛唐文人的干谒热情,这正是初盛唐时期干谒成风的最强驱动力。
纵观初盛唐时期的众多干谒诗篇,大都洋溢着自信乐观与不卑不亢,其中王维的干谒诗作《献始兴公》中的“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二句,最能体现初盛唐时期文人的干谒态度。
初盛唐文人的一系列干谒活动,不仅对其仕途与人生经历产生了直接影响,还催生了一系列干谒诗,这些干谒诗既是初盛唐文人求仕的真实写照,亦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诗歌题材方面,初盛唐干谒诗促进了山水诗与边塞诗的发展。以山水诗为例,大多数初盛唐文人干谒皆需要漫游四方,路途遥远,多次干谒为常态,但为了个人仕途,文人们孜孜不倦地行走于干谒之路。
由于干谒需游走天下各地,遍访权贵,因而文人有许多机会遍览大好河山,寄情山水,山水诗应运而生,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干谒诗名篇皆是写于干谒途中。此外,在外漫游的文人常年在外漂泊,人生体验各不相同,使得初盛唐时期的山水诗风格大变,内蕴深厚、意境悠远。
干谒行为本就具有现实功利性,因而干谒诗也难逃其窠臼,但为了表达干谒意图,施展才华,文人不得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运用各类艺术手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歌繁荣,而初盛唐干谒诗最突出的艺术手法便是各类意象的运用。
总体而言,初盛唐干谒诗具有几种常用意象。例如“舟楫”意象,初盛唐诗人运用这一意象来表达自己渴望入仕的愿望,极力请求干谒者为其助力,试看“迟尔为舟楫,相将 济巨川”“孤舟未得济,入梦在何年?”
虽然文人干谒之风对于唐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一面,但文人为干谒而作的诗歌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并未秉承艺术至上的文学创作原则,因而其诗歌的艺术性会有所削弱。但总体来说,干谒诗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作为初盛唐时期最为繁盛的活动,文人干谒唐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带动了诗歌题材的发展,也对诗歌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亦展现了初盛唐诗歌的独有风貌,从中可以窥见初盛唐文人独特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