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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晋商中后期的劳资关系，主要包括东掌、掌伙与东伙关系

100人浏览 2024-08-06 13:16:46

在传统儒家的关系中，“君臣”是一种政治上的关系，“父子、夫妇、昆弟”是一种血缘上的关系，而“朋友”是一种道义上的关系，主要指志同道合者。

劳资关系

劳资关系，是一个现代经济学上的概念，用在明清晋商群体上，可以理解为是财东、掌柜、经理人、伙计、学徒等之间的关系，资方指的是财东，或说东家，劳方指的是掌柜、经理人、伙计等雇员。

明清晋商中后期的劳资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东掌关系、掌伙关系与东伙关系。

东掌关系，东掌关系，指的是财东与掌柜（经理）之间的关系，这是晋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现有研究成果很多，但主要从东掌关系的变迁研究其中体现的道德伦理。

在明代中后期，晋商开始崛起，东掌制开始萌芽，东掌关系是同甘共苦。这时的晋商大多是自携资本，有少量的雇佣劳力，从事长途贸易，比如开中制后，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往返边镇长途运粮换取盐引，对于这些粮商、盐商来说，需要自己有一定的启动资金，也需要一定数量的雇佣劳动，经过长期的资本积累，以及商贸团队的培养锻炼，这种方式容易将商业做大做强，晋商中很多盐商家族就是这么崛起的。

还有一部分晋商自携资本，周游各地，独自经营，他的这种经营方式随意性很大，赚了钱又散了，以至于最后自己身无分文却自得其乐，这种方式难以将商业做大。也有一部分人是无本起家，他们一般是因为家贫才选择从事贸易一途，通过辗转各地，赚取地区间的商品差价，或是通过当学徒、伙计、帮工等赚取最初的经商经验和创业的起步资金，然后独自创业，一步步做大做强，比如太谷北洸曹三喜等。

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很常见，一是因为明代开中制后，山西地区因为制度优势有一批人富裕起来了，这批先富起来的人的富裕生活使得家乡人躁动起来了，不愿再甘守贫困，愿意冒险从商；二是因为山西各种自然灾害使得困守土地的人们难以维持生计，需要外出谋生路；三是山西人在外地打开了商贸市场，而在经营中非常重视同乡情，更愿意雇佣同乡人，这批先富起来的商人将一批同乡人带出去了。

在这个时期，大部分的财东都参与经营，财东、掌柜、伙计更像是患难与共的一同创业者。

清前期，大部分晋商家族都在这个时期走向鼎盛，东掌制渐趋完善，东掌关系互利互信。财东与“伙计”的合作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的财东在富有之后都从具体商业活动中抽离出来，回老家修宅建院，传宗接代。

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其一，很多晋商都是行商起家，常年漂泊在外，与妻子聚少离多，这种生活方式不利于传宗接代；其二，传统中国人，都有衣锦还乡之情感诉求，不只是晋商富裕之后会回老家修宅建院，徽商、浙商等都有这样的现象，只是晋商大院与徽商大院、浙商大院的风格不同而已，富裕之后有安居乐业的心理诉求，受够了长途跋涉两地分居的行商生活，慢慢习惯了安逸的生活，不愿意再外出经商；

其三，出现了较为可靠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这时期的职业经理人（掌柜或经理）受着各种约束，其职业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这诸多条件，使得东掌制成为了晋商管理制度的主要特色之一。在我国商业发展史上，晋商最早创立经营权与所有权两权分立的东掌经营制度，并在其商业实践中广泛运用，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东掌制，是一种委托代理机制，财东以独资或合股的形式筹集资本，然后委托掌柜或经理们去经营。一般来说，财东作为资本家主要拥有所有权，一般不参与经营，但也有些商号财东很多，入股资本多少不一，有部分财东参与经营，或是本来是掌柜或是经理人，他们以资本入股所在商号成为众财东之一。在总分号中，总号的大掌柜拥有无上的权力，各号掌柜和伙友都必须听命于总号大掌柜。

即使总号大掌柜不是财东，或不是最大的财东，总号大掌柜与财东之间有契约上的雇佣关系，但在实际中，在这种雇佣关系中，总号大掌柜与财东之间是建立在信任机制上的互利关系，这种关系不会严格如契约所立一般，是会随时发生变化的。

财东一般不参与人事安排，而且很多商号杜绝财东干预人事，所以财东与一般伙计的距离越来越远，各商号的掌柜也只有在年度结算的时候才与财东见面，如果财东不巡视各商号，绝大部分的伙计可能从未见过财东。

在东掌制运行良好时，财东最重要的职责是选对人来委托，一旦选定，对掌柜（经理）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掌柜（经理）也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财东与掌柜在合作信任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东掌制，设置了顶身股制度来激励掌柜与优秀员工的从业热情。

而掌柜（经理）们也不敢轻易违背职业道德，做有损财东利益之事，因为晋商选择的掌柜（经理）大多是知根知底的同乡，而且在晋商圈子里面形成了行业“潜规则”，不录用有污点被辞退的掌柜（经理），掌柜（经理）违背职业道德的代价太大，很可能为了一点小利而导致再难找到工作。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晋商呈上升态势发展的时候，掌柜（经理）在商号中的获利也是随着上升态势增加的，他们能看到较好的将来，大部分人主观上没有意愿冒风险中饱私囊背弃信任，当然也有少部分人私造假账而肥己，不过这与清末相比，只是个别现象。财东与掌柜之间的良好关系是靠信任、互利与道德制约来维持的，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东掌制就会出现问题。

清末，晋商发展由盛转衰，东掌制弊病丛生，东掌关系也不断恶化。东掌制度的设计对财东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有具备了财富带来的权力、经营管理能力和人格魅力三种合力的作用下，东掌制才能有效稳定地运行。可是财东间的个体差异很大，财东在代际传承的过程中，只有财富可以直接传承，而经营管理能力和人格魅力是很难传承的。

财东后代跟老掌柜之间没有情感积淀，很多掌柜只忠前财东，不忠后财东，而且掌柜在多年的经营中，实力越来越强，甚至会掣肘不懂经营的后代财东。

于是有些晋商家族就用财东家与掌柜家联姻的方式来巩固利益联盟，增加互信，比如榆次聂店王氏家族，结亲有两大原则，首要原则是门当户对，王家发迹后，亲家大都是富商大贾，还有一个原则是与自家商号的掌柜结亲，其目的是以此进一步加强东家掌柜互信，把两家的长远利益结合在一起，激励掌柜为王家效力。

其中王家第十二世王棣，王文洲次子，一生中娶过三个老婆：第一个是太谷白燕村人，第二个是太谷里美庄人，第三个是太谷沟子村人，都是王家商号掌柜的千金。

总的来说，财东后代大多沉迷于享乐生活，不懂经营，有的是只花钱不赚钱，不得人心，时有老掌柜功高欺幼主的事情发生。即使有些财东想要有所作为，权力也已经被掌柜架空。财东虽仍是出资者，但又必须仰仗这些掌柜进行经营管理，不能辞退，又指挥不动，对掌柜的一些损公肥己行为也无法处置，长此以往，人心越发涣散。

而且清末战乱国衰，晋商买卖难做，很多商号都是赔本经营，很多商号都倒闭清算撤资了，掌柜看不到光明前景，心生邪念，趁乱携款私逃。国乱如此，更无法度行规来管束每个人，道德滑坡，世道人心大都如此，违背道义的成本很低，掌柜们偷奸耍滑的心理障碍也少了。浏览晋商史料，众多晋商家族衰败时，莫不是掌柜（经理）侵吞财东资产，只有少数掌柜能够在财东为难之时站出来进行援助。